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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理拉宾在1995年遇刺，至今也过去了三十个年头，这位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以色列领导人若是看到今日世界之局面，不知做何感想。国际道义和国际法这个东西，如果大家都真心实意地认可并履行，它就是铁律，如果大家都不把它当回事，把它作为诠释自己利益的幌子，有用的时候就扯出来说事，没用的时候一脚踹到一边去，那么它立刻就烟消云散了。以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国家在一百年前正是站在极度实用主义立场之上对于国际道义和国际法阳奉阴违的典型。可以说，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本身是处于一套普遍观念统治之下的秩序，如果这套价值观减弱了，磨灭了，秩序就会自动瓦解。这种事情在人类文明史中也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汉语中有一个最适合描述这种境况的成语，叫做礼崩乐坏。随着几次工业革命导致人类历史进程的明显加速，重建秩序与礼崩乐坏的历史周期也变得越来越短促，目前甚至到了一边重建一边崩坏的地步。
我的这本《法与不法》是从魏玛德国开始写起的。魏玛德国本身是一战之后英法重建欧洲秩序的一个产物，《凡尔赛条约》是这个新德国之所以被允许存在的一个政治基础，其核心在于德意志的非帝国化、非军事化。所以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将德国的法统追溯到1848年的革命时代，排斥所有后来出现的具有帝国属性的宪法条文。自由派订立了一个以1848年保罗教堂宪法为母版的新宪法，也就是魏玛宪法，并使用当时的革命旗帜，即黑红金三色旗，作为国旗。但是从帝国时代走过来的德国人并不具备一致的国家观念。怀念旧帝国者大有人在，倾向于将德国改造为苏维埃国家的人也非常多。魏玛德国就是在这种左右两翼相互撕扯的局面下开始运营，政府就像走钢丝一样，左支右绌、按住葫芦浮起了瓢，可谓步履维艰。
通过纳粹党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个党派从始至终都没有什么成熟的政治理念，更谈不上拥有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它始终缺乏那种来自于基督教文化深处的悲天悯人的、以平等之爱为中心的政治责任感，至于那种自启蒙时代以来为英法等国奉为圭臬的平等和自由的政治理念，更是被他们当成了耻笑的对象。有很多人会把拿破仑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横扫欧洲的军事强人，但是这两个人的精神境界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希特勒在狱中所作的《我的奋斗》基本上就是一个宣扬仇恨的小册子，他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个人遭遇的屈辱与德意志民族所遭遇的挫折强行融合到了一起，把矛头指向了捆绑着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指向英法这些企图控制世界秩序的强国，还指向德国国内的这个胳膊肘往外拐、软弱无能的政府。他说，德国之所以沦落到任人宰割的下场，就是因为自由派政客为了夺权而在帝国的背后捅刀子。总之，希特勒极力迎合民粹主义的观念，最大多数的人愿意相信什么，有可能因为什么而变得躁狂，他就鼓吹什么。最终，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形成了，那就是“让德意志再度伟大”。
纳粹党的高层的文化素质普遍比较低，早期的组成成员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像罗姆的冲锋队纯粹就是一个将各路对于魏玛当局怀有不满情绪的发泄份子、反社会人员集中起来的打手组织，他们对于希特勒的洗脑宣传深信不疑，并笃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然，这个冲锋队没过多久也就被希特勒暴力解决掉了。这也导致纳粹党在魏玛德国的选举体制中一直受到有教养阶层的蔑视。因此，1928年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率为2.6%，1930年上升至18.3%，1932年为33.1%，1933年年初为43.9%，这个比率的变化让德国的有识之士感到惶恐，仿佛有人触发了礼崩乐坏的按钮，风气堕落的速度简直势不可挡。1933年年底，兴登堡去世，希特勒废除了国会选举，搞全民公投，纳粹党获得了超过90%的人支持。魏玛共和从这时起就彻底破产了。
纳粹时代的法律与法学有哪些特点？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一般法理学的萎缩与民族法史学的异常的兴旺。法理学的抽象程度太高，而且它将法律视为一种普遍且独立的存在物，与形而上学相连接的法的主体性理论与纳粹所主张的法律工具论截然相反。纳粹当局认为，“法律更新”运动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立刻建立一个关于德意志民族法律史的宏大叙事，同时将那些融在当前德国法制传统中的异民族的法律元素尽可能彻底地清理出去，恢复德意志法统的纯粹性。这一矛头直指自中世纪以来就被欧洲各国当作最重要的法律遗产并认真加以研究的罗马法。而针对罗马法的敌对倾向后来被进一步扩张，每一种反映着个人主义的法律制度都是对日耳曼团体精神的腐蚀，都是异民族法律的遗毒。
如果只需相信一套官方力推的观念并为其站台，借助这股风气就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何乐而不为呢？况且，纳粹对于私法的批判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早在1900年德国民法典颁布前后，社会各界都出现了一种声音，相当响亮，不少人指责这部民法典在精神气质上过于狭隘，既不能顾及劳工阶层和的利益，也没有顾及德意志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共同体属性。也就是说，这样一部试图脱离政治属性，走中间路线的德国民法典，无论在左翼还是右翼看来，都不能令人满意。然而，当这种学术批评被上纲上线，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事情就变味了。一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不无道理的话，如果被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一个可以适用于所有场合的正确的判断；而一个正确的判断，如果被说上一万遍，就变成唯一的真理。而说出唯一真理的人就变成了绝对权威。人类的灾祸即由此发端。
